自称「农夫画家」,梵谷画出这群在生存边缘挣扎的人
2020-08-01

    

自称「农夫画家」,梵谷画出这群在生存边缘挣扎的人

「爱情给我的启示好比福音书。『没有一个女人是老的。』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天下没有老迈的女人,然而一个女人,只要她爱人而且被爱便不算老。」

这是二十岁的文生‧梵谷初到伦敦旅居时写给弟弟西奥‧梵谷的一段话。显然,文生坠入了情网,浪漫的情愫打开前所未有的感官知觉。

文生的名字取自同名的祖父,他是一名牧师。而文生的父亲西奥多勒斯‧梵谷,承袭梵谷祖父的基因,终身担任牧师。另一位同样嫁给梵谷家族里经营绘画和美术材料生意的叔叔,他的名字也是文生。

叔叔的生意很成功,是欧洲最大的谷披尔画廊的合伙人,总部设在巴黎,伦敦、柏林、维也纳和纽约都设有分公司,而海牙和布鲁塞尔的子公司则由文生叔叔亲自成立。

谷披尔的事业发达以后,文生叔叔的健康却走下坡。因为膝下无嗣,他有意栽培同名的姪子接班。

到了异乡,文生赁居在洛伊尔母女家里,她们来自法国南部。不久,他喜欢上房东的女儿务珍妮‧洛伊尔。在写给弟弟的信上,他表达对女人角色的憧憬,无非是出自对务珍妮的情怀。然而,当文生向她求婚时,务珍妮竟表明已私订婚约,未婚夫是前任房客,威尔斯人。

这时,文生不仅在感情受挫,在工作上也面临理想与现实的挣扎。此后一年多的时间,他数度往返于巴黎和伦敦之间。最后,1876 年 3 月,文生决定离开任职六年的画廊工作。

一个月后,文生跑到英格兰东南部兰兹吉特一所小学当代课老师。兰兹吉特位于英吉利海峡边,是许多水手和商人往返英格兰和欧陆的港口城市,相当的国际化。文生凭着能操荷、英、法、德语的优势,积极觅寻传教士的职务。

二十三岁的文生之所以能通晓多国语言,除了生活不离阅读,极为好学以外,也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关。

荷兰语原本就是日耳曼语系的分支,德、荷两语的近似度高,德语的学习相对容易;至于法语,则是当时荷兰中上层家庭的时尚,是社交场合很受欢迎的语言;而遍设于欧洲的谷披尔画廊,更是提供他操练这些语言的绝佳平台。

儘管他的条件优越,但工作机会始终没有降临,连正职教师的缺也没有。代课老师的报酬只有住宿和食物津贴,没有分文薪资,他很快就把之前的积蓄用罄。想去伦敦的时候,只得徒步远行。

在亲人安排下,文生在书店工作了几个月,感到索然无味,他决定考大学,以取得传教士的资格。

他苦读好几个月,速学希腊文和拉丁文,但没能考取。后来,他进入一所教会所属的短期学校。三个月后,因不善即席演说,只能生硬背诵,考试再度败北。

然而,教会一位资深牧师彼得森,有感于他对上帝的虔诚和传播福音的渴望,派遣他到比利时南部矿区的华斯美村传教。初期的生活费得由父亲支付,待试用期满,获得正式任命,教会才会给薪。

当他来到华斯美,映入眼帘净是贫穷残破的景象,他写道:「泰半的矿工因热病而变得苍白细瘦,他们总是疲倦衰弱,沧桑老迈,妇女全都憔悴凋萎。矿坑周围是穷矿工的陋屋、几株被黑烟熏黑的枯树、散落的荆棘丛篱、堆肥、垃圾场和废煤渣堆积的小丘。」

文生没有因此退却,反而深入当地了解底层生活,探视贫苦生病的人,还亲身下到地底七百多公尺的煤坑,感受恶劣的工作环境。白天的时候,他利用徒剩四壁的托儿所帮孩童上课,晚上或假日则转为传播福音的场地。

文生发现矿村里的人大多不识字,甚至不怎幺好相处。「他们对于企图施加威势在其身上的任何人,有一种天生牢固的恨意和死不信任的态度。跟烧木炭的人在一起,就应该有烧木炭人的性格和脾气,不带虚饰的骄傲和统驭,否则永远处得不融洽,无法赢得他们的信任。」于是,他搬离教会安排的麵包烘焙师傅家──村子唯一的砖造民房,住进和当地人一样的简陋茅屋。他开放讲道的场所,接纳病患、孤儿等需要帮助的人。在矿灾发生时,一起抬尸体,挖坟坑。

文生的慈悲善举,温暖了村民的心,好评也传回教会,他因而获得临时聘用的资格,领取微薄的收入。但眼见矿区人们的生活实在太苦,文生就把薪水拿去买药和食品,甚至把自己的衣服、麵包捐给更悲惨无依的人。他再也明白不过的现实是:如果不能让村民活着、吃饱、穿暖,「福音」是怎幺也传不进他们的心里面。

六个月试用期满,教会派人来视察。结果,他们看到所谓的「教堂」沦为贫民窟,礼拜仪式零乱不庄严;身为传道士的文生,不修边幅,衣着骯髒残破,外表和当地居民无异,一副贫困潦倒的模样。他们向教会报告,文生的行为严重污蔑圣灵,有辱教会神职人员的形象。

就这样,一个全心全意追随基督,效法基督,实践基督精神的传教士,遭到开除。

文生对教会的颟顸有深切的领悟,他曾说:「传道者的情形和艺术家一样,那是一所古老的学院,专横可憎,累积着恐惧,里头的人穿戴偏见与丑陋的胸甲;那些人一居高位掌大权,便恶性循环的袒护党羽,排斥别人。」

虽然他没有完全否定自己的信仰,但情绪却已陷入无底的深渊。

几十天以后,徒具一只皮囊的文生,觉得总要一个答案吧,勉强打起精神,接连数个昼夜画了几张矿区的素描,作为远行访友的伴手礼。他穿着不成形的残破衣裳,辗转往北步行一百三十多公里,去见当初安排他到华斯美的彼得森牧师。

彼得森的女儿应声开门时,为眼前狼狈落魄的「访客」给吓坏了,彼得森却神态自若的接待,为他準备房间休息。隔天,牧师带他参观自己的画室,交换彼此对艺术的看法。

彼得森对文生的处境了然于心,给他许多鼓励。牧师在写给文生父母的信中提到:「文生给我的印象是,他站在自己的理想之中。」

或许就是带着这分肯定与鼓励,他回到矿区华斯美附近的奎斯美斯(Cuesmes)租下一间画室,把生活的重心投入画画。他自述:「在悲惨的黑暗深渊里,渐渐恢复了精神气力,我对自己说:我一定要站起来,捡起在绝望境地时丢弃一旁的铅笔,从那一刻起,我有种事事都为我而变的感觉,我能随心所欲用笔画出更好的画。」

除了矿区的人物景致,文生也经常远行找新的素材。钱不够,就用素描或肖像画换取食物。有一回,想去拜访一位仰慕的法国画家,他长途跋涉一百多公里,跨越比、法边境,到了画家门口却踌躇不前,没有勇气登门自我介绍,只在附近踱步徘徊,感受画家笔下的乡镇氛围和人物风情后,怅然归返。

1880 年 10 月,文生在矿区快待满两年之际,弟弟西奥安排他到布鲁塞尔跟随一位画家习画。画家随即转介他进入皇家美术学院,学习基础的人体结构、素描、透视法等初级课程。但文生并不习惯学院的正规制度与生态,学了半年就中辍,回到父母家里。

1881 年初夏,刚成为寡妇的表姊凯伊,带着八岁的儿子到梵谷家作客。但文生一如往常外出写生,但现在有了伴,两人无所不聊,二十八岁的文生满心欢喜抓住长久以来最幸福的夏天,他重新领略生命的可贵。他小心翼翼维护这份感情,即便对最亲的弟弟也守口如瓶,毕竟凯伊和自己是表姊弟的近亲关係,任谁听了都会觉得有违伦常吧!

「一开始我便觉得,除非我毫无保留、全心全意彻底献身于这份爱情,否则便没有什幺机会;我的希望还是很渺茫,我的希望是小是大,对我又有什幺关係呢?我的意思是,当我恋爱时,我应该考虑这个吗?不,不计较;一个人恋爱,因为他喜欢。所以,我们保持头脑的清醒,不使云雾罩顶,不隐藏我们的感情,也不掩熄火与光;只是简单的说:上帝,我恋爱了!」

某天,他觉得非她莫属了,向她表白。凯伊惊恐莫名,坚决回答:「不,决不,决不!」之后就立即离开梵谷家,回到阿姆斯特丹。

文生觉得犹如被判死刑,却仍不死心,不断写信给凯伊,但毫无回音。文生不放弃,向弟弟借了钱,追到她阿姆斯特丹的家,她的父亲──文生的姨丈,荷兰着名的神学家──说凯伊不愿意见他。

倔强的文生竟将手放进灯烛的火焰中,说道:「看我的手能在火焰中放多久,就让我见她多久吧!」

旁人赶紧将灯火捻熄,慌乱中,姨丈咆哮:「你再也看不到她了。」文生负气离家出走,到海牙投靠表姊夫莫夫学画。

一个月后,在孤独的洋流之中,文生遇见了一个同样遭到遗弃的女人──席恩。席恩是一名怀孕在身、流落街头的妓女,她的男人早已不知去向,身边还有个女儿一起住。

文生雇她当模特儿,但没钱付工资,商议接她回家安顿,作为回报。两人的相遇,成为彼此的浮木。大他三岁的席恩,虽然才三十二岁,已饱历风霜,身上有痘疮,没有男人想望的姿色。她经常出入救济所取饮汤食,稍有余裕便抽菸酗酒。相对于二十九岁的文生,本应是意气风发的青年,但一路踉跄走来,已状似四十岁沧桑的流浪汉,没有收入,靠弟弟西奥的接济度日,全身的衣服也多是捡弟弟的,穿到破烂无法缝补为止。

文生写给西奥的信提到:「我只熟悉一件事,素描;而她只有一个日常工作,摆姿势。她知道贫穷的滋味,我也知道。贫穷有好处也有坏处,儘管如此,我们还是要冒这个险。渔夫晓得海洋的危险和暴风雨的恐怖,但他们从来不因此而待在岸上。」

文生的《悲伤》,虽是以席恩为模特儿的素描,但有版画刻痕的永恆印记。她苦闷弯着腰,乾瘦的乳房紧挨着微凸怀孕的腹部,可以想见未来出生的婴儿也会面临饑饿的窘境。儘管她一贫如洗,草木同感伤悲,但有棱有角的头、穿透着一股苍劲感的腿、如岩石裂纹般的身体皱摺,暗示坚毅的韧性,具备伺机再起的力量。画的底端,写着标题《悲伤》,以及一行摘自法国史学家儒勒.米什来的一段话:「一个女人怎幺会落到孤单遗弃的境地?」他画的是席恩,也是自己。

然而,这份关係不仅不被祝福,还遭到所有亲友的反对。

年底,文生搬到父亲的新教区努能,与父母同住。虽然他年满三十,没能成家独立门户,但父母仍很开心儿子回到身边。

父母家隔壁,住着贝格曼一家人,家产颇丰。同为牧师的男主人已经去世,留下母女六人,女儿们都未出嫁,最小的女儿玛歌,已经三十八岁。当镇上的人,对一天到晚到处画风景画农民工人,但无正业的文生指指点点时,玛歌却欣赏这个诚挚而热情的画家,也为他的善良孝心所感动,两人开始往来。无论他走到多偏僻的田野勘察,到多远的地方画画,她都陪着他。

她承认这是她人生的第一场恋爱,而他觉得相见恨晚,若早十年认识她,他的人生必定截然不同。

当文生正式向她母亲提出与玛歌结婚的请求时,母亲没表示什幺,但身旁所有的姊姊群起反对,原因不外乎嫌他不务正业,一天到晚画画,但作品卖不出去,无力赚钱养家;不屑他曾与妓女同居的丑闻,简直有辱同为牧师出身的背景;但真正极力反对的理由,恐怕是出于嫉妒── 年纪最轻的妹妹竟最早出嫁!儘管玛歌都快四十岁了。

玛歌无力挣脱家族的枷锁,却又自觉青春已逝,恨不得能与心爱的人偕老。某天,与文生出外作画的途中,她悄悄服毒自杀。她发作倒下的时候,两人在荒远的田野,文生急抱她回家,经过医生急救诊断后,认为除了身体的伤害以外,精神也受到很大的刺激,需要安静疗养一段时间。

事情演变至此,玛歌的家人归罪于文生,两人的关係更不可能继续。从此,文生的爱情画上永久的休止符。

回首十多年来的颠簸岁月,文生一再被隔离、排除在外:商业社会的运作不适合他,教会道貌岸然的体制排斥他,爱人与被爱都遭到当事人或旁人的阻绝,即使是他热爱的绘画,也没有获得肯定。然而,他对绘画还有热情,他知道自己能画,儘管没有销路而饱受饥贫落魄之苦,任人嘲笑冷落,身心饱受煎熬。

但他坚信天无绝人之路,以热情燃烧丰沛的勇气与毅力,咬牙持续创作。在三十岁生日时,他写下感慨:「一个人并不期待从生命中得到一些他早知它无法给予的东西;他始而愈发看清生命只不过是播种时期,收穫季节不在这儿。也许那就是一个人有时不在乎世俗意见的缘故。」

在绘画的世界里,文生并不全然的孤独。他锺爱入画的主题,包括:农夫、织工、矿工、乡野等,一切都呈现最原始、最底层、最淳朴、毫不浮夸、全无虚矫身段的自然生活感,身处于这样的环境,他特别感到轻鬆自在。

文生定位自己为「农夫画家」,这或许和他在矿区的日子有关。当教会解除他的职务后,他仍待在附近,画当地的人,进而觉得与他们心灵相通。他对于那些画出优雅脱俗的乡间生活情调感到不以为然,认为那是城市人休闲取向的附庸风雅罢了。他写道:「我发现矿工和织布工的族群与其他工人或技匠有所不同,我和他们有出身同族的亲切感,如果有一天,我能够把这种鲜为人知的族类画出来,公诸于世,那是件多幺幸运的事?」

文生并非依据现实观察描绘出动物般的长相,他要画出这群在生存边缘挣扎的人,对阶层体制毫无反抗能力的人,他们像牛一样驮着犁耕田,像马一样拉着车,像驴子一样载着货物,他们过着境遇悲惨的生活,但比兽畜好的是可以用马铃薯餵饱自己。

而文生呢?他的工作时间很长,经常凌晨四点前就背着画架出门,以便安静的作画而不受调皮小孩的干扰。无论在外或在父母家后院废弃库房改成的画室里工作,他也儘量吃放得很久的乾麵包,避免宠坏自己,他刻意让自己习惯最低的物质条件,也许哪天又陷于困境时,才不至于过度失落,能够坚强不觉得苦的走下去。两相对照,文生彷彿也属于吃马铃薯人画中的一分子,他藉着绘画,自我救赎,用绘画与他们的心灵沟串在一起。

如此独特的诠释,成为文生早期绘画的鲜明特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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